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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的哲学思想

 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“德道”思想体系:在个体层面主张“仁、礼”之德性与德行。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(“一阴一阳之谓道,继之者善也,成之者性也”)为基础,以立人极(“三极之道”)为旨归,以人道与天道、地道相会通,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。

 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“礼”与“仁”,在治国的方略上,他主张“为政以德”,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。这种治国方略也叫“德治”或“礼治”。这种方略把德、礼施之于民,严格了等级制,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。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。

 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、“见利思义”的义利观与“富民”思想。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,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。

 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,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(“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”)。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,人人都应该受教育。

  他提倡“有教无类”,创办私学,广招学生,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,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,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。

  他主张“学而优则仕”,学习了还有余力,就去做官。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,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,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(“弟子入则孝,出则悌,谨而信,泛爱众,而亲仁。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”)。

  孔子62岁时,曾这样形容自己:“其为人也,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”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,历尽艰辛,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,还险些丧命,但孔子并不知难而退,仍然乐观向上,坚持自己的理想,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

  子曰:“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”,在孔子心目中,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,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,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。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,只求维护道,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。

  孔子以好学著称,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,因此他多才多艺,知识渊博,在当时是出了名的,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,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。孔子学无常师,谁有知识,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,他就拜谁为师,因此说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,择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

  孔子生性正直,又主张直道而行,他曾说:“吾之于人也,谁毁谁誉?如有所誉者,其有所试矣。斯民也,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”《史记》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,临别时老子赠言曰:“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,好议人者也。

  博辩广大危其身者,发人之恶者也。为人子者毋以有己,为人臣者毋以有己。”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,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,就是看问题太深刻,讲话太尖锐,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,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。

  孔子哲学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。虽然他自称述而不作,而实际上他在诸子百家争鸣之前夕,开创性地建立了一个包括天道观、人道观、认识论、方法论等方面的哲学思想体系。按他所提出的主要哲学范畴的逻辑展开,其哲学思想体系可概括为:命--礼--仁--知--中庸。

  在天道观方面,孔子较少讲天道问题。子贡说:夫子之言性与天道,不可得而闻也。(《论语.公治长》)因为孔子对殷商周以来的宗教天命论,处于既敬重又存疑的矛盾状态。管家婆论坛www.778849.com,关于天,《论语》所记确是不多,仅二十二见。孔子所谓天,有时指主宰一切的上天。他提出畏天命(《季氏》),获罪于天,无所祷也(《八佾》)。有时又指广袤的自然。如他说:天何言哉,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。(《阳货》)反映了春秋时期正处于关于天的观念的变动时期,即由主宰之天逐渐向自然之天过渡。关于命,孔子是肯定的。他认为不知命,无以为君子也(《尧曰》),并自称五十而知天命(《为政》)。不过孔子所说的命,并不是指上天的绝对意志和命令,而是一种人力所无法挽回的历史必然性。孔子所谓道之将行也与,命也;道之将废也与,命也(《宪问》),即是指这种必然性。可是孔子又不认为人是无可作为的,相反他主张人命面前应持积极的态度。正由于此,别人视他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(《宪问》),他也自称其为人也,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云尔(《述而》)。有这样的天道观,使他对鬼神持怀疑态度,这是不奇怪的。他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(同上),还强调祭如在,祭神如神在(《八佾》),未知生,焉知死(《先进》)。

  在人道观上,孔子主张立礼复礼,纳仁入礼,仁礼结合。礼在孔子思想体系中,是一个重要范畴。从修身来说,他认为首先要学礼,不学礼,无以立(《季氏》),并且要约之以礼(《雍也》),克己复礼(《颜渊》)。从治国来说,他主张齐之以礼(《为政》)。为国以礼(《先进》)。强调礼的重要性,并非是孔子的创造。前人早已论述过,如子产说过:夫礼,天之经也,地之义也,民之行也。(《左传.昭公二十五年》)强调要复礼,在春秋末也不是合乎潮流的新思想。孔子独创性的贡献在于纳仁入礼,仁礼结合。他说:人而不仁,如礼何?人而不仁,如乐何?(《八佾》)又说:礼云礼云,玉帛云乎哉?乐云乐云,钟鼓云乎哉?(《阳货》)虽然仁的概念古已有之,但是孔子赋以新的涵义。他不仅以爱人来释仁,而且提出了为仁之方,即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。其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(《颜渊》)。孔子纳仁入礼,使礼不单是作为外在的强制性的东西起作用,而且有仁作为内在的理性自觉的力量来支撑。以仁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,不免使人有神秘之感。孔子又提出以知求仁。他把知作为求仁、达仁的必要条件。他说:未知,焉得仁?(《公冶长》)孔子论知,指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,即是去认识善,但论述知识之获得,毕竟是跨入了求真的认识领域。

  在认识论上,孔子尚未摒弃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观点,并且把生知列为认识能力的上等。可是他未予强调。在孔子认识中占重要位置的倒是他反复论述的学而知之。他称自己非生而知之者,好古,敏以求之者也(《述而》)。他强调好仁不好学,其蔽也愚;好知不好学,其蔽也荡。(《阳货》)在认识过程中,孔子注重多闻、多见、认为知识靠多闻、多见来获得。对闻见得来的知识,不可都信以为真,必须细加观察。他说:众恶之,必察焉;众好之,必察焉。(《卫灵公》)他提出视、观、察三步递进的观察次序:视其所以,观其所由,察其所安。(《为政》)孔子还进一点提出相当于理性认识阶段的思。他强调学、思结合。他说: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。(同上)并提倡再思(《公冶长》)、三思(《荀子.法行》)与九思(《季氏》)。他在闻道、得道、传道上的一以贯之的境界,就是靠学、思结合而达到的。孔子还主张在思的过程中,运用反的方法,即不断进行类比,并加以演绎推理,以取得举一反三之效。他说:举一隅,不以三隅反,则不复也。(《述而》)在认识过程中,孔子不以思为止,认为在思的基础上,还应不断地习、行。他说:学而时习之,不亦悦乎!(《学而》)他主张要敏于行(《里仁》),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(《宪问》)。不过孔子所说之习、行,偏重于道德实践,即所谓行义以达其道(《季氏》)。关于判别认识是非的标准,孔子尚未用明确的方式表达出来。他所说的评价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(《公冶长》),似乎是主张以言行的统一作为判断的标准。但他又提出能近取譬、推己及人的为仁之方,即认为每一个君子都具有理性,理性即能判断是非。后世儒者又进一步加以发展,提出以仁、义等道德原则作为判别是非的最高标准。

  在方法论上,孔子吸收了西周、春秋时代的中和观念,把它发展成为中庸思想。中庸既是一种世界观,也是一种对待自然、社会、人生的基本方法。中庸作为方法论原则其基本内容包括:

  (1)叩其两端。孔子认为凡事皆有两端,故把握事物必须叩其两端(《子罕》)。孔子言两端即言事物之终始、上下、进止、损益、博约、辩讷、勇怯、张驰等。

  (2)执两用中。《中庸》记孔子言曰:执其两端,用其中于民。又说:君子之中庸也,君子而时中。强调立身处事时时要合乎中道。但对貌似执中,实无原则的乡原,孔子是深恶痛绝的。

  (3)过犹不及。孔子认为超过事物一定的界限未达到一定界限同样是错误的。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含有承认事物对立面相互依存,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辩证法因素,又具有保持其限度以避免事物的转化的消极一面。

  孔子的命--礼--仁--知--中庸哲学思想体系,仁是其核心。但体系中每一部分,都是相互贯通的。它们各自都可以看作为一贯通于其他部分。孔子哲学思想体系中也包含着矛盾。后世的儒者或其他学派的学者,或发展其中积极一面,或夸大其中消极成分,使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变化。

  其哲学思想可简约的概括为:命--礼--仁--知--中庸。仁是其核心 ,他认为“仁”即“同情和爱人”,“仁”是孔子对春秋时期仁爱思想的发展,是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伦理观念。